那不是你们play的一环
之前看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感觉不太好，还写了一条比较激烈的评论，因为在剧情里，我没有找到共情两位主角的理由。后来又回头想了想，感觉可能冤枉角色了，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艺术手法的问题。我知道这个电影有原著小说，虽然我对原著一无所知，但可以大概判断，那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电影做不到的心理描写，用来建立共情。虚构是这么一回事，情节本身是一码事，如果读者可以和角色共情，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其实也有点冤枉导演，因为他也做了努力。比如，这个电影里有很多把无关的东西植入play一环的设计，比如桃子那场戏，对一部分观众来说，这可以补足共情的缺口，但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是只能起到反作用了。我曾经是吃这种表现方式的。但现在，我想不明白，为何非要给一个无辜的水果，赋予这样的情欲意味。一定要给欲望本身寻找一个载体吗？真的要把好好的有香味有形状的东西当成你们play的一环吗？
我想借这个例子，说一些象征在今天讲故事中的困境。我仍然认为象征是一件很好的事，大部分时候，它是被迁怒了。比如上面说的电影，最大的问题还是抽走了小说的心理描写后，它的主干情节不能支持对角色的共情，再套象征的框架，只能是以虚比虚，承载不起。如果象征是一二处的延伸，比如古典小说里主角偶尔做个梦，不能说是大事。但如果象征是故事的靶心，那就一定要至少满足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觉得至少得两点，象征物非常具体与扎实；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对象间，有深刻的关联。这种深刻，不是片汤话，而是真正的，穿透式的深刻。问题是，我如果满足了这两点，我对被象征的对象也一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了，到那时，还一定要借助象征吗？
之前《收获》上有一篇小说，名叫《白鲟》。我试图找来这篇小说读一读，因为近现代（大航海时代后）的灭绝事件，是我做过相对较深入研究的话题。我知道写小说的人很喜欢拿这些做象征，无论中外，我总是有兴趣读一读他们怎么写。
这篇小说在2023年第4期的《收获》上，署名邵栋。放到网上的只有开头一段的节选，现在我摘录一些。
我学动物学，研究海洋动物，很无聊的，都找不到工作。刘先生笑着又低头喝了口汤，好像要掩饰什么尴尬事似的。
……
仲明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新香港正需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吧。
他说，哈哈，政府要的是那些能赚钱的人才，我们这种，你知道吗，我研究的动物最近被宣布灭绝了，论文都不知道怎么作下去，别提找工作。
你研究的是什么动物？仲明随口问道，一边看着墙上的一个瑕疵，继续用砂纸磨了两下。
我研究的是一种叫作白鲟的动物，一种淡水鱼，你听过吗？
……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怎么办，就因为这你毕不了业了吗？
倒也不会毕不了业，就是本来还期望能更长期地做研究，之后还做研究的话就要转了，实在不行可能还得回家考公务员。”
我省略了一些关于白鲟习性的对话（生活里初次见面的PhD和房东会不会展开这样的对话另说），这些习性和灭绝原因（水坝阻断产卵洄游）都说得基本准确，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我摘出来的这几段里，有更根本性的错误。不是“海洋动物”和“淡水鱼”的矛盾，那是个低级错误（自己和编辑为什么没发现呢？或许也可以证明链条上的人不太在意象征物，既然如此，又何必要象征？）。主要是，作者对“灭绝”的概念理解是错误的。
作为专门研究白鲟的科研人员，这里角色说白鲟被宣布灭绝，导致他论文做不下去，要因此转方向，这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这是真把人类当成自然界的神了吗？人类“宣布”了什么，一个物种就瞬间消失了？
从人类的角度，确认一个物种的灭绝至少要横跨数十年。至少有这些标志性事件：功能性灭绝、最后的目击事件、对栖息地的广泛调查、通过同行评议的结论认为，该物种已灭绝、IUCN等权威机构宣布灭绝。最后一次目击白鲟是在2003年，正式宣布灭绝是在2022年。这个时间窗口惯例是50年，对白鲟来说，是加速了的，因为有明确因素让种群不可能再完成繁殖周期。事实上，2020年前，学术界基本上已经对此达成了明确结论。对我说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角色应该了如指掌才对。即使要转方向，那也是早该考虑的事，不该是弄得像被一个人为政策打击的感觉。
我想我们都认同，故事存在自己的逻辑，不用完全还原现实世界，但白鲟是小说的题目，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白鲟的角色，这种态度肯定是过分轻佻了。我合理推测作者之所以写白鲟，不写其它鱼，还把它作为中心，也是借助“灭绝”的概念，来象征什么，如果“灭绝”作为象征物都不准确，又遑论其余呢。用白鲟来象征在两地多地奔波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少也有点违和，鱼的洄游拿人的眼光看是很傻的，耗尽自己以后就死掉了，现代人的迁徙则是一种聪明，我秋天在湖里看见好多洄游后死去的鲑鱼尸体，拿这个去比知识分子为了更好的自身发展，趋利避害的迁徙，又怎么能让人完全信服呢。更奇怪的是，白鲟是一种几千万年的习性被现代事物（水利工程）终结的鱼类，而人类的这种迁徙恰好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这里不仅不能互相象征，反而根本上就龃龉了。
我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事实上如果非常了解象征物，会发现很多讲故事里的象征都有点奇怪。我知道象征是取其一点，所以想把话说得很保守：我认为一些故事是很好的故事，作者也用了心血，最后呈现出来的形式，也不能说可取之处少于不可取之处。但是，如果把象征改成正面硬写，未必就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既然不指望象征的两边能一一对应，那么，想通了哪一点上对应，单独强调被象征的对象的这一点，不是比引入新的东西更好吗？鱼儿那么傻，单独写他们都会是很好的故事，为什么人类对自己的复杂那么不自信呢？
可以最简单地说，我们对象征的喜爱，可能和古典时代，中国哲学长于举例叙事的脉络有一定联系，这和西方哲学的说理推演不同。我们似乎一直有一种情结，需要诗意地，意在言外地去概括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一层故事影射另一个故事。这种取向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去概括，只是我现在认为，硬写也绝不是坏事。没人觉得《战争与和平》里除了安德烈娜塔莎皮埃尔，还藏着一个另外的故事，它密不透风，像老奶酪一样切不开。这是它的短处吗？我们总不能真心认为《红楼梦》里有宇宙的一切秘密吧。后者当然也是一个被以伟大方式讲述的家族与爱情故事，但是，如果一定要把它重述成各种不相干的故事，是不是反而自曝其短，让人觉得它的文本缝隙太大（事实上当然没有，只是蠢人的误会），竟然可以容故事这么被切割呢？
另外一些大家爱象征的原因，可能是更现实的，甚至是被很具体的历史所影响的。比如今天的讲故事这件事，可能还处于过去的影响尾波，那时候纷纷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自然是有现实原因。这种事情，不用去读具体文本，那是一个现象。只用体会环境本身，如何被这种意不在此的“大故事”所影响，包括第五代的电影，包括一种没有具体事物的文体，都在无意间影响了我们说话的方式。这种事可一可二，但再三再四就让人很厌倦于这种旁敲侧击的聪明。《思旧赋》的序都写明了嵇康吕安“以事见法”，我们又何以久久沉湎于历史不在场时，单方面自我感动式的纾解呢。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话题，所以，我要及时地从里面抽身。关于以后该如何，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描述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对它的感受，我们有自信解释这里出现的每个概念时，这多少是一种解药。不要胡乱把别的东西拉来，当成play的一环，如果被那些事物吸引了，那么何妨去描述它们自己呢？不是什么事都要拉进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是吗？我们自己的问题，得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