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革命

本文写于2017年，仅代表作者当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所有文字均保持原貌。

1969年发生了如下事件：尼克松就任总统；中苏在乌苏里江爆发冲突；阿波罗号登月；郭路生创作《相信未来》一诗；东京一处民宅天台上，渡边与小林绿接吻，此时住宅对面正发生火灾。在这一兼具超脱与现实的场景中，火灾似乎是对混乱外部世界的象征。在前一年，一场震荡了世界的左派革命刚刚在机动队的警棍下黯然落下帷幕，按渡边自己的话来说，“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 但这不绝说明渡边是一个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只安心于经营自己爱情的人。恰好相反，他是身上真正流淌着革命者血液的人。看看他对挚友木月的抱怨：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这是多么准确又多么痛苦的观察，它只可能出于真正的革命者之口。当以下犯上的革命在它反抗的世界中占领了统治地位时，它就摇身一变，不再是解开人们束缚的手摇身一变，反而成为束缚人们的枷锁。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小林绿掷地有声的叙述：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显然，革命在这里已经开始悄无声息地背离它的初衷。当人们都紧随着反抗而蜂拥而去时，反抗就成了新的阴影，成了人们用来向旧秩序索取的手段，人们通过反抗旧秩序而构建旧秩序。从这里的饭团事件中，我们难道不能看见延安等级制的阴影？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从不在于上了几次街，喊了几句口号，发了几张传单，而在于他能否敏锐地体会到这种理想主义在理想主义实践中的消逝，并为之感伤流涕，尽管这种消逝就像水消逝在水中一样悄无声息。渡边彻和小林绿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969年的东京遇到对方时，他们没有站在街头仪式般地，完成课堂作业般地振臂高呼口号，然后乖乖走入教室复课，默默等待着成为七十年代一名沉默的中产阶级，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将1968年的火种传承下去——火种从来不是什么狗屁学生自治组织，而是每个人身上最纯粹的爱，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本身的解放：而这正是革命的初衷。

悲剧性在于，与此同时，这样的消逝又是结构性与宿命性的，正像爱情一样，电光石火的激情是不能永恒的，它们如划过天边的流星，终将归于厨房和漫长岁月的怀抱。哈维尔终将成为一本正经地坐在庙堂之上的总统大人，正如很少有人回忆起1968年在波士顿街头高呼口号的，国务卿大人希拉里的身影。作为中产阶级子女在年轻时代的游戏，革命是一种浮光掠影的点缀，在那之后，他们将重新成为维护秩序的骨干，以绩效奖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如果革命的意义仅止于此，那将是一种幸运而非悲怆，因为当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极致时，漠视沿路的细枝末节也就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渡边和小林绿嘲笑为饭团里的梅子吵吵嚷嚷的革命者，但他们却也并没有踏上去浅间山庄之路，因为他们知道那不会成为真正的家园。切格瓦拉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常常让人心惊，如同余虹对纯粹关系的狂热已经突破了生活的逻辑。

说到底，革命和爱情的出发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纯粹的追求。纯粹的理想和爱都是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乌托邦，且不说无法要求所有人都怀抱着这样的追求，对于普通人来说，追求本身也只法超脱叶公好龙的框架。在成功者眼中，切格瓦拉永远只能以“个人主义狂热”的身份被盖棺论定，他的归宿也永远是千万件衬衫而不是一顶冠盖。如果对此稍感遗憾，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他的归宿超越衬衫图案，那是否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答案显然为否。余虹对纯粹爱情的追求令人神往，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这种类神经质的气质，恐怕不是好消息。叶公好龙并不耻辱，只能说明大脑做出适合基因繁衍的判断。如果所有人都去做切格瓦拉和余虹，人类恐怕早已灭绝。但是，如果这世上一个切格瓦拉和余虹都没有，恐怕作为群体而言，人类有改名的必要。余虹在《颐和园》中的一段独白，可以说最集中地展现了这种追求纯粹的心：

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中来考察我的生活，那么生活的平庸将使我痛苦不堪。而在我怀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碰见了，你走进了我的生活，你是我最优雅的朋友，这并不困难，因为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了，你和我站在世界的同一边。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一次彻夜的长谈。但是，我们的关系里拥有不纯之处，它不能以愉快和不愉快而论，我只想生活得强烈一些，这个态度在你和我的关系里再明显不过了。因为有些时候，情况显然是我把自己的心意强加于你了。欲望受到侵蚀，行动定要受阻，就是在爱情里我也体会到这一点，根本不存在出路，只存在幻想，幻想——这致命的东西。

如果把这段话仅仅当成爱情的独白，那么就和将《挪威的森林》看成小资风格的都市爱情小说一样愚不可及。八十年代末，延续已久的，通过一两次社会革命达到理想世界的狂热叙事终于幻灭时，此处的独白事实上是后革命时代的一整代青年对他们身处时代的独白，他们追求纯粹、美丽的生命，但是时代诚恳地告诉他们，只有抛弃这种纯粹，他们的目标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涵盖了全人类境遇的悖谬陷阱。一个追求纯粹彼岸的革命者不可能走入庙堂，正如一对追求纯粹爱情的恋人不可能走入婚姻。来自山川湖海者面对柴米油盐时的困惑不解的神情，想必也曾在上世纪那些听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那些小布尔乔亚的脸上出现过。正如瞿秋白1935年被枪决之前写下的最终独白中所说的那样：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土地革命、田野调查，这些东西对于志在一鼓作气推翻旧世界的革命者来说，令人不胜其烦。但革命从不是苏联小说与雪茄共同谱写的一曲田园牧歌，爱情也不仅仅止于阳台上轻柔的接吻。有些人的名字天生就适合被铭刻在碑文上，而不是新闻联播里，《真理报》头版上，户口本中。户口本让人类可以繁衍下去，而这块墓碑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原因。在无数个平行世界中，瞿秋白都不可能走入1949，正如在一千种生活方式下，余虹都注定颠沛流离。当有人像渡边一样既拒绝纯粹导致的残酷，又嘲笑虚伪带来的滑稽时，他也许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艰难的路，因为他终将发现这里没有其他出路，正如河没有第三条岸。看看他在数十年之后发出的叹息：

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未曾记起。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

终究，大多数人还是要带着裂痕生活下去，走入清晨通勤的人群。我们不必在爱情与革命中追求纯粹，甚至也不必仰望追求纯粹者的界碑，但我们应该知道界碑在某处，那也就足够了，世界不应在我们身上奢求过多。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如果说有，那么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这种纯粹，而爱情与革命正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或者说是能为我们提供接近幻觉的两条路。路途遥远，但我将为你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