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的一只小鸭

《平的故事》（The Story About Ping）是创作于1933年的儿童绘本，主角是一艘长江渔船上的一只小鸭。夏天的最后一天，我在书店里迅速翻完了这十几页纸。拿它做话头，可以引出来一些想说的话。

这个故事的脚本作者，美国女士Marjorie Flack令名不彰，《平的故事》已是她最有名的作品。插画师Kurt Wiese则名声稍大，生平也颇曲折，他是德国人，1887年出生，22到28岁的这几年，他都在中国旅居，顺便做些小生意。一战中，他被俘虏，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度过了五年，在那里，他有很多时间观察动物。后来他被移交回德国，又去了巴西，在那里开始画插画。1927年，Kurt移居美国，那时新大陆正是狂飙的爵士年代，大萧条前夜，他已年届四十。1929年，他为《小鹿斑比》的第一个英文版本绘制了插画，此后一直事业顺遂，一直到1974年去世。他参与绘制的故事书主题，很多是关于动物与中国的。所以，《平的故事》算是专业对口。

我也正是被绘本封面的画风吸引。它的线条和意象传达的是东方山水画的意蕴，但肯定吸收了西画的构图与透视，这种风格一直贯彻到内页里。我看到有英文读者批评内页角色有辫子是“文化不敏感”之类，这种批评没什么道理。Kurt在中国的时候，大清都还没亡，那人家该怎么画合适呢？

从东方山水画吸收的画趣让画面有一种静谧，以至于忧郁的氛围，这和故事的基调可以很好地配合。至少，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是如此。故事是很简单的：平是一只小鸭子，它生活在在长江上逡巡的一条渔船上，和它的大家庭一起。每天，渔夫都要让船靠岸，把所有鸭子们赶到一片草地上，让它们吃草和小虫子。日落时，再把它们赶上渔船。走得最慢的那只鸭子的屁股上会挨渔夫一桨，以示惩罚。就这样日复一日。一天，回渔船时，平落在了后面，它惧怕惩罚，就落在了岸边的苇荡里。此后是一系列长江中的见闻和探险，平差点成为另一条渔船的美餐。最后，一个小孩放走了平。平又见到了自己原来的那条渔船，这一次，它毫不犹豫地跟着大部队，回到了自己的渔船。它屁股上挨了一桨，可是，它不在乎，它在温暖的船舱里，和它的家人们在一起了。这就够了。

Flack女士讲了一个经典的冒险——回归的故事，如果从识字小孩的角度看，这大概是刺激又温暖的，就像自己过了流浪的瘾之后，还有甜美的家在等待自己。不过，这里肯定不能把小孩和鸭子的角色完全等价置换。小孩回家是没有问题的教化结局，鸭子回船的意味就不同了。非常直接地推论一下，就能看出此故事的残酷一面。很显然，长江上的渔夫养一船鸭子，不会是想把它们当宠物。故事其实也没有回避这点，它的整个背景都是完全贴近现实的。在历险过程中，平看见了其它渔夫如何驯化鸬鹚捕鱼，将它们的脖子系紧，防止它们私自将捕获的鱼吞下。被另一条渔船捕获后，船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平当晚餐，它们把平关起来，等待晚上屠宰，却被小男孩放走了。这肯定不是一个非弱肉强食的童话世界。也就是说，平其实是回去等待自己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也不能算一个喜剧结局。

这肯定不是创作者希望读者联想的结局，但是，也不能算被刻意回避的一种故事走向。从潜意识出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就在这里，或者至少是停在黑暗核心上面一点的地方。否则，没有必要把规训与惩罚很具象化地拿出来，化成“最慢的鸭子要被船桨打”这种说法。在1933年，这种让小孩尊重、服从权威规训的道德教化，很容易找到潜意识中的现实指向，那时大萧条和禁酒令已持续数年。选择东方和动物作为素材，可能是潜意识地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但实际效果却很难说。

总而言之，这是个好故事。我有点好奇插画师Kurt对这个故事的看法。虽然他生在新教起源地德国，但在我们看他前半生丰富多彩，辗转各国的经历时，会觉得他基本上是从茨威格那个昨日的世界里跨越到新时代的，和美国本土在大萧条后引向纪律与孤立主义的新教精神有所区别。

但也别忙着跟着茨威格感叹世风日下，那个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就能到处乱窜的昨日世界看上去很好，但我辈第三世界人民不在其列，只能成为绘本中的远方风景。全球化摧毁了很多壁垒，但也催生了更多，最显性的，二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一直在诞生，哪怕要付出人命的代价。说到底，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事可能是不能避免的。比起法律，《平的故事》里那种每天都注定要有鸭子挨打的规训，倒更有点像跨国大公司的寓言。每当变幻时，人比之前更需要身份，需要系统，需要共同体。即使，这意味着舍其无处可去，就像一个伪开放世界游戏。

被不存在的墙壁包围着的普通人，大多时候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墙壁若是物理上的，倒可以齐心协力上演胜利大逃亡，失败也不失壮烈。现实却非如此。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写被人类剥削的克隆人的悲欢，内核相当黑暗血腥，却以一种英式阴霾天的忧郁出之，就像写普通人在社会中的无奈那样自然。很多人会追问，克隆人为什么不反抗？是啊，为什么呢？读者就没有承受系统性不公平而没有反抗的时候吗？这种概率恐怕不高吧。甚至还可再向前一步，克隆人屈服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一种类似自然定律的设定本身。人类同情克隆人壮年就要“捐献”，那高级智慧看智人人间五十年就病痛缠身，生年不满百，是否也会怜悯？

《别让我走》的时间线发生在过去，采用了一种可以称为“怀旧式科幻”的模式，这肯定是经过思量的。设定于过去的或然性科幻很多，但这类怀旧式科幻的重点不在于蒸汽朋克那种科技上的设定，而在通过科幻点子来探讨人类自来如此的处境。怀旧氛围则氤氲着一种不确定的怀念，怀念的对象或许是某种理想形态下的人类心灵，不存在压迫与不平等，无奈与向命运的屈服。之前去看电影《机器人之梦》，发现这部电影的气质相当石黑一雄（他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也是机器人题材），同样传递了这样一种怀旧式科幻的氛围，舞台是八十年代的纽约，设定是和人类心智相当的机器人可以无怨无悔地陪伴人类，以德报怨，永不言弃。如果从机器人的角度看，和《别让我走》又有多大区别呢？只不过把肉体剥削换成了精神层面。和长江上的鸭子一样，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

这里再要讲下去，难免深入从来就不休战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斗争，所以，不妨就此打住了。如果还是想乐观一点，可以援引斯宾诺莎的话说，对必然的认识本身就是自由。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这是自由向必然屈服的标志，缺失了改造必然的过程。不过，这种很正确的话在现实前有时会被映照得很无力。即使真的躬逢有机会改造必然的盛世，也未必是普通人之福。而且，这也忽略了对必然的认识中能达到的某种真与美的境界，如果认识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即使自由淹没在必然中，对百年的一瞬意识闪光来说，也不算太坏的印记。

那天——正是开头提到的夏天最后一天，这自然是我自己定义的——我们坐在海边的一条长椅上。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到我们面前，我们以为她走累了，想坐一坐，就给她让座。她说：“不是不是，我就是想来看看我朋友。”

我觉得Dorothy奶奶肯定活了很精彩的一辈子。

(后来了解到她是非常厉害的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但当时坐在海边时并不知道。)

在经历了人类观念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后，最后，她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冬天的海滩，和夏天时风景不同。”

这让长江上的一只小鸭心情很暖和。